5第5章(2 / 2)
当时,收走这些东西的人,如果也不识货,真的拿它们去炼钢了,那可真是暴殄天物,太可惜了!但如果收走这些东西的人识货,却把它们据为己有,那他可就占了大便宜了,这也让人感到无比的愤懑。
天快黑的时候,暮色如墨,渐渐笼罩大地,我们终于抵达了古家田。一路上,疲惫与期待交织在我们心中。
我们先来到村最南头的外婆家。外婆正在院子里忙碌,看到我们突然到来,手中的活计一下子停住,脸上满是吃惊的神情。
我们回不了自己家,因为我家已经变成了村里的粮库,堂屋里、厢房里都堆满了粮食,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。当晚,我们只好在外婆家过夜。
外婆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破产了,城里那曾经生意兴隆的棺材铺也没能逃过战火的侵袭,倒闭关门。
外公又得了重病,身体每况愈下,无奈之下,一家人只好搬回古家田。
外婆家的房子很小,只有两个小房间,显得格外局促。
妈妈跟外婆睡一间房,我则挤到舅舅房里睡。我的舅舅只比我大三岁,正上三年级,和我同级。后来我转到他们学校,我们还成了同桌,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。
父亲则在堂屋里打地铺,简单地铺了些稻草,便将就一晚。
当时,村村都实行吃大食堂的制度,各家各户不得私自开火做饭。晚饭时间早已过去,我饿得肚子咕咕叫,仿佛在抗议。
村里人得知我们的情况后,从食堂拿来几个蒸熟的红苕。那红苕冒着热气,散发着香甜的气息,在饥饿的驱使下,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吃完红苕,我便带着疲惫与满足,沉沉睡去。
第二天一大早,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,舅舅和同村的孩子们便背着书包,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。
父亲则早早起身,到村北头的瘫子爹家里去了。瘫子爹是父亲的忘年交,他曾经是中建三局因残废而退休的工人,年轻时闯南走北,见识广博,经历丰富。
父亲想去和他商讨商讨,下一步该如何走,在这迷茫的时刻,他希望能从瘫子爹那里得到一些建议和帮助。
母亲和外婆许久未见,有说不完的话。她们坐在院子里,时而欢笑,时而叹息,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,分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我则拿起一本书,打算到村前的大枫树下看书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下斑驳的光影,仿佛为我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。
我们这个村子很特别,整个村子就像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建筑物。村子坐西朝东,从南到北有三个巷子,三个巷子呈m形,仿佛是大地书写的神秘符号。
三个巷子口都有对开的木门,那木门虽然陈旧,却透着岁月的厚重。巷子的顶上都是全封闭的,仿佛为村民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。
每条巷子里的人家门对门,一边四家共八家,三条巷子就是24家,后面一排房子,有八家,共计32家,里面住的全是同族姓古的。整体建筑的南边只有一户人家,是外姓,那就是我的外婆家,在这个大家族中显得有些特殊。
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大最好的。别家的房子大多是土砖墙,在风雨的侵蚀下显得有些破旧。而我家的房子是“线石封青”的墙,所谓“线石封青”,就是墙的下半部分是用长方形的大石料做的,石料上有一条条平行的线条,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痕迹;墙的上半部分是大青砖做的,透着古朴与典雅。我家的房子也是全村最大最漂亮的,占了两户人家的地基,对着巷子有两道大门,显得格外气派。厅堂很大,厅堂前有一个天井,阳光洒下,为整个屋子增添了几分明亮与温暖。
据爷爷说,早先我们家的房子是两层的转楼,雕梁画栋,十分精美。后来被“长毛”烧了,只剩下一片废墟。
现在的房子是爷爷奶奶后来重修的,奶奶为修这个房子操了很多心,费了不少力。那些日子里,奶奶四处奔波,寻找材料,监督施工,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都凝聚着她的心血,这也是奶奶要父亲回家搞土改的原因之一。
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名字也很特别。我回老家好多年,大部分人的大名我都不知道,只知道他们的绰号。村里人的绰号都和“苕”相关,仿佛“苕”成了这个村子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老家会龙山一带,属丘陵地带,有很多山,但山都不高,连绵起伏,像大地的波浪。田少地多,田里种水稻,产量低,根本不够吃。于是,地里就大量种红苕。
红苕成了村民们的主食,要占口粮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。村里有个顺口溜:“早饭苕三碗,中午三碗苕,晚饭苕片汤。”从这句顺口溜中,便能看出这“苕”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有多高!
前文介绍过,村里有三条巷子。南巷子里有六户人家,其中四户的人都以苕取名字,这六户人家属大房头,弟兄六人:大苕、二苕、三苕、四苕。(“苕”在序数后面。)另两户,一户就是我家,因我家常住外地,所以名字里没有苕,另外一户,因男人常年都在汉口,家里只有女人,取名也没有带苕字。
中间巷子里的八家,左边四家:弟兄四人:苕一、苕二、苕三、苕四。(“苕”在序数前面。)右边是两个房头,一个房头两家。其一是:苕老大,苕老二。(“苕”和序数间加一“老”字。)其二是:大热窝、细苕货。(以苕的别名“热窝”命名。)
北巷子住着最大的房头,弟兄七个:大苕货、二苕货、三苕货、四苕货、五苕货、六苕货、七苕货(“苕”后加一“货”字。)另外一户就是瘫子爹家,是从城里回来的,取名就没带“苕”。
后面一排八家,住的比较杂;有一家是下放回家不久的医生,我叫他“幺爹”;有一家是从湖南迁回的做酒的师傅;有一家是从武汉某建筑公司下放的木工师傅,我称他为“赌博爹”;有一家是在外地开药店的,我叫他“药铺爹”。那个被划成地主兼资本家的人家就住在这里,房子老是空着,没人住;还有一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,他家的老二是被日本人杀害的。这几家人的名称里也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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