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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颜瑾的白色塑料凉鞋。

陆霜手里的酱油瓶猛地坠落地面，摔得稀碎。

暗棕色的酱油流得满地都是，像干涸的血迹，二者混在一起，再难辨分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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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拥有身为高知的父母，但陆霜自小家境清贫。

直到初中前，他们都一直居住在狭小逼仄的筒子楼里，隔音很差，做饭时油烟弥漫，热闹无比。

情况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？

颜瑾去世后，陆知行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不得不申请调回上海。

父子之间的交流极少。陆霜基本不跟他说话，而他为数不多的只言片语也基本是命令或通知。

1999年，陆霜上初中，某个周末回家，却发现大门紧锁，人去楼空。他找到公用电话打给陆知行，才得知已经搬家。

甚至忘记通知他。

学期结束后，同样没有征询他的意见，他直接被转学到外国语学校。

新家位于静安区，三百平大平层，窗外就是苏州河。而进入新学校后，陆霜也很快发现身边的同学家境出身非富即贵。陆知行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钱，他虽有疑问，但自然不愿意开口问。

年复一年，时间悄无声息地滑过。

身为两位高知的孩子，陆霜虽然成绩还算优异，但在陆知行眼里根本不够看。他永远要求更多。

考上复旦的那天，陆知行一如既往地绷着脸，嘴角没有丝毫笑意。

不过上大学后，陆霜终于有时间查阅资料，又在杂物间找到颜瑾尘封多年的日记，渐渐想清楚母亲的死因。

她死于日复一日的重复家庭劳动，死于因突然降生的孩子而被迫终止的事业，也死于不堪重负的母职惩罚。陆知行工作变动而导致的家庭收入锐减，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他的母亲是个长期抑郁症患者，而年幼的他当时对此一无所知。

他的出生不是期待和祝福，是惩罚与折磨。

可是如果有得选，他也宁愿自己没有出生。

矛盾终于在那一年母亲的忌日爆发。

陆霜在墓前等到天黑，陆知行也没有出现。直到半夜，风尘仆仆的陆知行才推开家门。

“你还回来干什么？”陆霜为数不多主动开口，就是劈头盖脸的质问。

“最近在国外出差，今天才回来，”陆知行若无其事地换鞋，“你没吃饭？”

他全然不记得妻子的忌日。

“陆知行，你有没有人性？”陆霜冷笑，“今天什么日子？你现在连墓园都不去，算什么丈夫，什么爸爸？”

陆知行一怔，似乎才意识到。

“丈夫？爸爸？”他平静地说，“结婚是父母安排的相亲，孩子是你妈要生的，我从来没有选择过。”

陆霜气极反笑：“所以呢？是他们逼你领证，逼你上床？你做那些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责任？！”

彼时他刚成年不久，气火攻心下口无遮拦，肆无忌惮地挑破被上一辈父母视为禁忌的话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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