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苏晓梅的选择（2 / 2）

“给自己买的”，但每次我夸好看，她就笑，笑得梨涡深深。

她把行李放好，站在车门口，看着我。我们面对面站着，中间隔了两步的距离。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飞，她用另一只手按住头发，另一只手攥着车票，攥得指节发白。车票被她攥出了褶子。

“建军，我走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要给我写信。”

“写。一个星期一封。”

“一个星期太久了。三天一封。”

“三天一封？我哪有那么多话写？”

“你写不出来就抄课文。抄解剖学。抄股骨。”

我笑了。“我抄股骨给你，你能看懂吗？”

“看不懂也要看。那是你写的。你写的字我都看。”

火车快开了，站台上的铃声急促地响着，催促旅客上车。苏晓梅站在那里，没有动。她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几下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然后她走过来，伸出手，抱了我一下。很轻，很短，像一片树叶落在肩膀上，还没感觉到重量就飘走了。她松开手的时候，把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。

她转身上车，找到靠窗的位置，隔着玻璃冲我挥手。我也冲她挥手。火车开了，她的脸一点一点往后退，一点一点变小，最后变成了一个看不清的点，消失在了铁轨的尽头。我站在站台上，看着空荡荡的铁轨，站了很久。站台上的风很大，吹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我打开那张纸条。上面只有一行字，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：“你忙你的，家里有我。”

我攥着纸条，站了很久。

一个人的背影，看多了就不难过了。不是不难过了，是习惯了。苏晓梅的背影，我看了三年。从哈尔滨到北京，从北京到鸡西，她的背影一直在往前，我一直在看。但她说“家里有我”的时候，我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往前，她在等我。

三个月后，苏晓梅从北京回来了。

我去火车站接她。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，围着那条红围巾，手里拎着一个大行李箱，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。她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，太阳正从云层后面钻出来，阳光落在她身上，把她的头发照成了棕色。她瘦了一些，下巴更尖了，但眼睛更亮了。

她看到我，笑了。那笑容很亮，亮得我眼睛发酸。

“建军！”

她跑过来，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咕噜咕噜响。她没有停下来，一直跑到我面前，然后站住，看着我，大口大口喘气。

“你瘦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也是。”

“我写信给你，你收到了吗？”

“收到了。三十六封。一封不少。”

“你数了？”

“数了。每封都编了号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她确实给每封信都编了号，用铅笔写在信封的角落，很小，不仔细看看不到。她说怕丢，丢了不知道少哪封，还得写信问我补。我说少哪封我再写一遍，她说不一样。第一遍是第一遍，第二遍是第二遍。第一遍的心情，第二遍写不出来。

她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。是一个搪瓷缸子，用布包着，打开，里面是一罐咸菜。芥菜疙瘩，切得细细的，拌了辣椒油，红彤彤的，看着就开胃。罐子上面贴着一张纸条，写着：“给建军吃的。别省。吃完再给你寄。”

“你妈腌的？”我问。

“嗯。她听说我要回来，腌了好几罐。我说带一罐就行，她说不行，你那个同学瘦，得多吃点。”苏晓梅笑了，“我妈说，你那个同学一看就是个实在人，以后能当个好大夫。”

我接过那罐咸菜，捧在手里，沉甸甸的。

她还带了一样东西。从帆布包里掏出来，用手绢包着，一层一层打开。是一条围巾，灰色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，像是织的人手生，又像是织的人心不在焉。

“你织的？”我问。

“嗯。”她的脸红了，“在北京学的。协和那边冬天冷，我没事就织。织了好几条，就这条还能看。”

我接过来，摸了摸。毛线软软的，有点扎手。针脚确实不整齐，但每一针都很用力，用力到毛线都被拉紧了。我把围巾围在脖子上，转了一圈。苏晓梅看着，笑了。那笑容很满意，像是在看自己完成的一件作品。

“好看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还行。”她说，“就是有点歪。”

“歪的好看。歪的有特点。”

“你这个人，嘴笨的时候真笨，甜的时候真甜。”

“那我什么时候甜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我笑着，她也笑着。我们站在火车站广场上，风吹过来，围巾的流苏飘起来，擦过她的脸颊。她伸手帮我理了理围巾，动作很轻，像是在整理一件很珍贵的东西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七个??加上苏晓梅??在食堂聚了一顿。张卫国点了一桌子菜，红烧肉、锅包肉、地三鲜、溜肉段、酸菜粉条，摆了满满一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