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掖县的小太阳1950-1957（2 / 2）

出一个小小的、深色的湿痕。孩子们啥也不干，就并排坐在冰冷刺骨的门槛上，仰着冻得通红、鼻涕流下来结了亮晶晶冰凌的小脸，呆呆地、着迷地看着那冰砖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薄，捆着的麻绳渐渐松垮，浸透了水。直到“啪”一声脆响，冰砖彻底脱落，摔在地上，迸裂成几瓣再也拼不回去的、剔透的碎片。孩子们才如梦初醒，发出一阵混合着巨大惋惜与莫名成就感的、快活至极的欢笑，那笑声在清冷的空气里炸开，传得老远。

这笑声，往往就是“招灾”的讯号。

姥姥的小脚，踏在积雪未化、冻得硬邦邦的地上，“沙沙沙”地由远及近。一看，西贝从头到脚，棉裤膝盖、棉鞋鞋面，几乎都湿透了，冒着丝丝寒气，小脸却因剧烈的玩耍而兴奋得发亮，鼻头通红。“你这不省心的孩儿！”姥姥又急又气，一把扯住她的胳膊往家拽，力道不轻。刚到院门，姥爷已经提着那根磨得光溜溜、沉甸甸的枣木拐杖等在哪儿了，花白的胡子气得一翘一翘：“看你今天不挨打皮痒痒是吧！冻出毛病来，看谁管你！”

西贝“嗷”一嗓子，泥鳅似的从姥姥手里滑出去，熟门熟路就往马厩钻，“哧溜”一下躲到那匹最温顺的枣红老马肚子底下。马儿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蹄子，喷了个响鼻。姥爷提着拐杖追过来，嘴里“嗬嗬”有声，虚张声势，却不敢真往马肚子下招呼。姥姥赶紧拦在中间，急道：“老头子！先让孩子换衣裳是正经！湿衣裳贴着肉，寒气入骨，真要作病的！”

“姥姥，我饿啦！”西贝从马肚子底下探出半个脏兮兮的小脑袋，适时地喊道，声音里带着七分真三分演的哭腔，眼睛却滴溜溜转。

“还知道饿！”姥姥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那紧绷的脸到底缓和了些，“赶紧出来，换了干爽衣裳才有吃的！”

其实西贝自己有“存粮”。堂屋高高的房梁上，幽暗处，吊着一个盖着蓝印花布的竹篮，那便是家里的“战略储备库”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姥姥踩着吱呀作响的凳子，把平日里一口一口省下的、硬邦邦能砸死狗的粗面馒头藏在里面，防老鼠，也防像西贝这样嘴馋心细的“小老鼠”。可西贝早就摸清了门道。等姥爷姥姥不注意，她搬来垫脚的小凳子，再踮起脚尖，心脏怦怦跳着，用晾衣叉轻轻一挑，那篮子便晃晃悠悠、带着神秘的气息降下来。她不敢多拿，只小心地、珍惜地掰下指甲盖那么极小的一块，又赶紧把篮子挂回去，恢复原状，仿佛从未动过。

这一小块馒头，便是她一天里最珍贵、最隐秘的欢愉。她把它放在手心里，借着体温，慢慢地、仔细地揉啊揉，揉成几十个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、珍珠似的小疙瘩，然后珍而重之地放进棉袄内侧、贴着胸口的小口袋里。玩饿了，跑累了，或者只是心里空落落的时候，就偷偷摸出一粒，放进嘴里。不用牙咬，只用舌尖和上颚慢慢地碾磨，让那点粗粝朴实的粮食香味，混合着唾液，在口腔里一点点化开，她能咂摸上好一会儿，闭上眼睛，仿佛那就是全世界最绵长、最踏实的美味。这细细咀嚼、近乎仪式般的习惯，是跟姥爷姥姥学的。西贝的太姥爷，就是吃汤圆时不小心噎着了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没救过来。老人家是高寿走的，算是喜丧，可这事成了家里一道沉沉的、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从那以后，姥爷姥姥吃东西，总是慢极了，一口饭要在嘴里反复咀嚼几十下，腮帮子微微动着，眼神放空，仿佛不是在吃食物，而是在进行一场沉默的对话，要把每一粒粮食的精魂，都细细地嚼碎，咽下，融进自己的骨血里，再不分离。

“村霸”西贝，也有自己朴素的江湖规矩。她觉得，既然涛子他们能来“光顾”她家的枣树，那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，她自然也能理直气壮地跟着小伙伴们，去“拜访”别人家的杏子、桃树。一群半大孩子，呼哨着，像一群掠过田野的麻雀，呼啸而去，又呼啸而回，每个人的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，坠得衣摆往下沉。留下看园子的老头或婆子在后头跳着脚、中气十足地骂“这些小破孩”、“天杀的讨债鬼”，那骂声飘在风里，反而成了他们胜利归来的背景乐。这“有来有往”，便是西贝心里最简单、最直接、也最牢不可破的公平。

日子是苦的，像没淘净沙子的糙米，嚼着牙碜。粮食总不够吃，野菜榆钱是常客；衣裳是补丁摞着补丁，袖口磨得发亮。可这苦日子里，又透着让人咂摸不尽、在记忆里反复回甘的甜。是春日里榆钱饭蒸腾出的、带着青草气息的清香；是秋日里偷来的瓜果，那猝不及防迸溅在齿间的、清冽的脆爽汁水；更是冬夜里，从脚心直传到心口、再蔓延到四肢百骸的，姥姥肚皮上那永不枯竭的温热。乡里乡亲，门户挨着门户，谁家有点难处，都能搭把手，一碗稠粥分着喝。西贝的大舅和大舅妈，尤其疼她。大舅妈不会生养，简直把西贝当成了眼珠子、心尖肉，有什么稀罕吃食，哪怕是一块烤得焦香的山药，也紧着她。她曾红着眼眶，拉着姥姥青筋隆起的手，声音哽咽地商量，想把西贝过继到自己名下，当亲闺女养，捧在手心里疼。可这事，最终被西贝远在南方的亲生父母，一纸薄薄的书信，用冷静而疏淡的语气拒绝了。信里说了些什么，西贝不知道，她只记得，那之后，大舅妈就常常一个人坐在黄昏的门槛上发呆，眼神空落落地望着远处烧红的晚霞，像是望着永远也够不着的什么东西。再后来，她便跟大舅舅分开了，走得很静，几乎没人察觉。走的那天，她搂着西贝，亲了又亲，温热的眼泪大颗大颗地、不间断地滚下来，滴在西贝细嫩的、还带着奶膘的脖颈里，烫得她一个激灵。可大舅妈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那双粗糙的手，把西贝被泪水打湿的鬓发，仔细地、一遍遍地捋到耳后。然后，转身，提着一个小包袱，消失在村口那条黄土路的尽头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变故来得像一阵夏天的急雨，毫无征兆，乌云瞬间堆积，电闪雷鸣，瞬间浇透了原本干燥平静的日子。那是1957年的盛夏，空气里弥漫着庄稼和泥土被晒焦的气味，西贝刚过完七岁生日不久，身上还穿着姥姥用旧床单改的、洗得发白的小褂。

那天，家里突然来了个生人。个子很高，像一株被强劲的、不知来自何方的风长久吹刮，因而有些歪斜却依旧挺立的杨树。他穿着洗得发白、领口袖口打着细密补丁的旧军装，人很瘦，衣服显得空荡荡，挂在他宽大的骨架上。他站在低矮、昏暗的堂屋里，得微微低着头，否则会碰到被烟熏黑的房梁。脸膛是黑红的，带着长途跋涉后洗刷不掉的风尘与深深的疲惫，嘴唇干裂起皮。唯独他看着西贝的那双眼睛，很亮，像是努力燃着的两簇火苗，但那火光深处，却有着西贝完全看不懂的复杂情绪??有些像探究，有些像迟疑，还有些深藏的、沉重的东西，让她本能地想躲开。

姥姥姥爷愣在当场，仿佛两尊突然被时光定住的泥塑。姥姥手里的簸箕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金黄的谷粒撒了一地；姥爷的烟袋锅也忘了磕，青烟袅袅，模糊了他骤然僵硬的脸。

“爹，娘，”那高个男人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像是被塞外的风沙呛哑了，又像是很久没有好好说过话，“部队在南方……暂时安顿下来了。我……我来接西贝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紧紧偎在姥姥腿边、只露出半张脸偷看的西贝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那声音更沉，一字一字，砸在寂静的空气里：“孩子……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。”

“上学”。

这两个字，像两把沉甸甸的、裹着棉布的锤子，并不响亮，却带着千钧之力，猛地、闷闷地敲在老秀才姥爷的心口上。他没说话，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一下，猛地背过身去，只留下一个瞬间佝偻下去的、剧烈颤抖的背影。他望着墙上那张年深日久、被烟熏火燎得颜色模糊、